福建社会科学网,社会系统建构及其生态原理

基于社会的功能差异,在“社会一般”的意义上,学界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本文所涉“社会”,限于其自组织化存在,更多的是指一种民间性结构化状态,如阶层、集团、民间团体和组织,作为其总括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结构性关系。以之为基础,试图从政治生态学角度,探讨现代社会体系建构所应遵循的生态法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绿色发展的新理念。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有机整体。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社会本身还“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而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有机体,是构筑在其所认为的全面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体系及其结构

马克思最早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全面生产”的概念。在将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进行了对比后,马克思这样写道:“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构筑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谈到了“全面的生产”的话题。在他们看来,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推翻以及私有制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

社会体系的结构是多元的,社会的划分也因之是多维度的,既有阶级、阶层的划分,也有宗教、种族的划分;既有年龄、性别的划分,也有语言、文化的划分;等等。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指出,“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都是指哪些生产呢?或者,所谓“全面的生产”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社会体系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同时,它又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前提。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架构,它是相互关联的各次体系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次体系或要素都不可能脱离系统整体而独立存在。作为复杂的系统架构,社会体系的发展变化除了环境因素外,主要来源于其次体系间的互动,表现为相互间的多样与有序、对立与互补、均衡与失衡的有机统一关系。

除了物质生产之外,人们还有关于社会关系的生产。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按照社会生态学的理解,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人群子系统与其环境子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社会结构要素,及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要素,构成完整的社会体系。建基于社会体系之上的政治构成,若要把社会体系塑造成完整严密的有机整体,必须建立相应的协调整合机制,以便把社会体系各要素合理顺畅地捏合起来,这个协调整合机制,就是社会体系的生态化机制。

而说到社会关系,不能不提及家庭关系。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家庭关系最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繁殖也是生产的含义。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了“人自身的生产”的概念,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可见,除了物质生产、关系生产之外,还存在着人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生产。

即是说,社会实则是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生态有机结构,在其演进过程中,当它遇到因自身环境因素所造成的障碍时,能以积极多样的应变方式予以应对,这又会促进社会体系更进一步的发展。以社会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为例
,在前现代的等级社会,国家与社会混沌一体,社会为国家权力所笼罩,社会为国家所决定,社会个体更是如此。国家吞噬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的逻辑结果,是组成社会的“原子”——个人处于被役使的地位,个人无力在国家权力的重压下获得解放。也正因此,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民权思想家、启蒙思想家,吁求通过社会的解放及个人自由的回归,运用法律和契约的手段分割和限制政治权力。

由于人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人的“现实性”包括两个方面,除了生物性并要求在生产中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之外,人还有“精神性”,这种精神性包括人是有激情、有理想的存在物,人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人还有其自身的精神性需求等。但人的精神性的一切要素如“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社会体系建构的生态法则

人要进行物质生产,还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外界自然条件划分为两大类,即“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及其生产的影响:“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他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起着前提性的基础作用,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的理论中,应当包括着生态生产。

社会生态体系的发展,自有其自然的内在逻辑和法则——社会不过是自然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些逻辑和法则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或此起彼伏、交互作用,或“群策群力”、综合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人类周围的生态环境系统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生物群落(即一定区域里生物的集合)与环境间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转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促使其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演化。我们把生态系统的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看作是生态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简称为生态生产。生态生产有其自然性的和社会性的两重含义。其自然性的含义是指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生态系统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方式。正是在这种循环和流动中,生态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得到更新和再生。生态系统在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滋生了这样几种基本的“力”:生态生产能力、生态自净能力、生态自我调节或自我组织能力、生态稳态反应能力等。生态生产的社会性含义是指对人类来说,应将生态系统的发展当作一种生产过程来看待,目的是促使自己要像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那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开展生态建设,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多样与有序。社会体系是自然系统的更高级别的演化,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相应地,社会生态法则也是自然生态法则的逻辑递变,是自然法则基因的社会转化,也即人类社会对自然法则的师法与效仿。因此说,多样性与有序性相统一的自然生态法则同样适于社会生态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生产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长期以来,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生产理论里,只读出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等内容,而忽视了生态生产的含义,这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真实原貌,又与客观现实相悖,使得“全面生产”出现了重大缺失。从根源上讲,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等是生态生产的分支,是生态生产的派生物。当生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从生态系统的怀抱中诞生了人类。有了人类,就有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当在生态生产的基础上,诞生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这些社会性的生产之后,也就有了生态生产和社会生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的核心就是社会生产特别是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生态生产发展状况的规律,具体说就是要使社会生产生态化或绿色化。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多样性,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价值的多样性、社会选择的多样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等。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之一。有多样性,社会才会有活力和竞争的前提,才会有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才能互为取长补短。

多样性与有序性是统一的整体,多样性须以有序性为前提。无序的、无节奏的多样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秩序就是规则,就是章法。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社会价值的多样化追求,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取向,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节奏,必须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则下进行。

冲突与互补。在一个社会统一体内,社会生态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原则之上: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协同进化;另一方面又彼此对立、相互竞争,以期获得更为有利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由于对立体之间不仅是对抗关系,而且更以互相补充的形式进行合作,是相互对应和互补的对立体,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协进者。

在社会现实生态体系中,精英与大众之间、雇主与工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就是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关系。拿现代社会生态体系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二者总是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但在表面的对抗中又隐含着互补。没有劳动者的生产,有产者无以消费;没有有产者的消费,劳动者又会陷入失业状态。生产与消费互为对立,又互为需求,统一于社会生态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涌流,以及劳资关系的改善,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总体趋势,是更多地趋向于统一与互融。生产者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日益向着“产消者”演变,既为别人生产,又为自我生产,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具备了更多的生态属性。

均衡与失衡
生命界都追求均衡与对称,正是平衡、守恒的机理使生命成其为生命并绵延不息。人类社会对均衡与秩序的追求更是表现得锲而不舍。如果截取社会发展历程的某一时段,可能发现它正处于由均衡向失衡的转化过程;再截取一个时段,又会发现它正处于由失衡向均衡转换的过程中。失衡与均衡的辩证法恰恰在于,一方面,发展引致社会平衡,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平衡的增强;另一方面,发展又打破固有的平衡,引起系统新的追求,以取得新的成果和突破,这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衡。执着于均衡,就会趋于保守和传统;执着于打破平衡,又会引起社会的失序。均衡与失衡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社会稳定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只有理性地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求得社会系统的生态化发展。

适当、适度的差别是均衡状态中的差别,不应试图予以抹平和取消,它总是给人以动力和希望,迫人正视差别而奋起直追,这显然是一种生态性差别,是社会发展的动机机制;而无当、失度的差别是失衡状态中的差别,给社会底层以重压,使之失去奋起直追的希冀而陷入社会绝望,如果得不到制度化舒解,就会出现对社会的反抗,甚至诱发社会动荡。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建立良好、机敏的社会差别反应机制和调节机制,以保持社会心理的平和与理性,显然是门大学问。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生态化演进

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这里所指称的社会结构,是指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社会结构的特性,取决于社会体系的特性。封闭保守的社会体系,其社会结构即会是板结不变、简单粗陋的;开放流变的社会体系,其社会结构也会是复杂而细密的。

在当代中国,缘于社会的差异化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细密,以及信息技术的社会化渗透,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社会阶层因职业多样而细化,表现为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迅速膨胀,产业工人数量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急剧扩张,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新型经济资源与形态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社会结构由简单而复杂的这一总体进程,恰是其遵循社会生态法则的写照。以复杂化为基础的差异、互动与互补,正是社会生态法则的内在本质。

社会结构的生态化发展,既诉诸该结构体系所处的良好的外部大环境的配合与支持,更仰赖于社会结构体系内部诸要素间的互动与激荡。中国现时代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即得益于国家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体系内部诸要素的良性互动。社会结构体系正是在体系诸要素的协同互动作用下,不断产生着新的社会需求;而要使新的社会需求得到持续性动态满足,需要借助相应的结构和功能,推动社会体系向着更为复杂和精细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负责人、《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